爱国人物的爱国事迹5篇-九游会老哥必备的交流社区
先进典型材料是介绍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或典型集体的先进工作经验的书面材料,它的写作对象一般是已经初步选定或最终选定的典型人物或集体。这里由小编给大家分享爱国人物的爱国事迹,方便大家学习。
爱国人物的爱国事迹篇1
关天培(1781~1841.2.26),鸦片战争中抗英名将。字仲因,号滋圃。江苏山阳(今淮安)人。1803年(清嘉庆八年)中武秀才,授把总。后累升至参将。1826年(清道光六年),清政府初办漕粮海运,关天培押粮船千余艘平安至天津,旋升副将。次年,擢总兵。1832年春,署理江南提督。1834年调任广东水师提督。赴任后,踏勘地理形势,将虎门口的沙角、大角炮台改为信炮台;在上横档岛一线,重建南山炮台(改名威远),改建横档、镇远炮台,增建永安、巩固炮台,控制东西水道;在虎门底,改建大虎山炮台。
1841年2月,英国侵略军的十八艘兵舰进攻虎门。守卫在那里的关天培向琦善报告,请他增派援兵,补充药。琦善不但不理,还责怪关天培,他说:“你这么干,惹恼了洋人,你敢负责吗?”关天培听完,气愤极了。他下决心要和侵略者血战到底。这天早晨,英军向几个炮台发起攻击。关天培命令士兵还击。可是由于敌人炮火猛烈,数百名士兵相继阵亡。上横档炮台阵地上,只剩下十几个士兵,他们的药已经打光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惊慌。当敌人冲上来的时候,这十几名士兵视死如归,手拉手地跳进了大海,以身殉国。
前边的炮台相继失陷,英军继续猖狂北窜,要夺取后面的靖远、镇远和威远三座炮台。这三座炮台是虎门的最终一道屏障了。就在这时,在炮台阵地上,关天培和部将麦廷章正带领士兵们宣誓: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
敌人开始进攻了。关天培一边指挥士兵反击,一边自我点火发炮。士兵们打红了眼,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仇恨的炮弹一发接一发,连连射向敌人。不久炮身热了,炮筒红了。突然“嘣!嘣!”几声,八门大炮全崩裂了。战斗进行了七八个小时,我军士兵伤亡过半,火药也不多了。英军乘势扑上了炮台。突然,关天培猛挥钢刀,冲上前去,砍死了前面的几个敌人,后面又拥上来一群敌人。关天培把钢刀高高举起,拚力向敌人的头上砍去。就在这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关天培的胸膛。他挣扎着,怒目圆睁,在阵地上巍然挺立,把冲到他身边的敌人惊呆了!
爱国人物的爱国事迹篇2
苏州籍两院院士顾诵芬名列其中,在他的颁奖辞中这样说道:像静水深流,静水里涌动报国的火,似大象无形,无形中深藏着强国梦。心无旁骛,一步一个脚印,志在冲天。振长策,击长空,诵君子清芬。
顾诵芬是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大师、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航空战略科学家。他建立了新中国飞机空气动力学设计体系,开了我国自主研制歼击机的先河,持续开展航空战略研究,为我国航空科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去年11月3日,20__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召开,顾诵芬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30年,顾诵芬出生于苏州的一户书香世家,祖上系有着“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美誉的苏州名门唯亭顾氏。他的父亲顾廷龙是我国著名古籍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5岁那年,父亲顾廷龙应邀到燕京大学任职,顾诵芬全家迁居北京。顾诵芬少时便立志航空报国,高中毕业后,他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攻读航空工程系。1951年大学毕业后,顾诵芬毅然投身新中国刚刚起步的航空事业,此后的30多年间,在基础全无、经验空白、人力缺乏、设备掣肘的境况下,顾诵芬先后参与或主导设计研发了“歼教1”“歼8”和“歼8ⅱ”等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机型。
多年来,顾诵芬院士始终关心、关注着家乡的建设和发展。20__年5月,市科协专程拜访看望顾诵芬院士,他亲笔寄语苏州:“科技创新,引领苏州高质量发展。”去年10月,市科协、姑苏区科协等共同为远在北京的顾诵芬院士寄去了精心准备的重阳礼物。顾诵芬院士亲笔致信表示感谢:“家乡如需我做什么,我当尽力为之。”寥寥数语间,尽是心系桑梓的拳拳深情。
爱国人物的爱国事迹篇3
抗倭斗争的胜利,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其他抗倭将领的配合是密不可分的。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实现了他的“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灭倭志向。在剿倭战争中,戚继光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严格要求士兵,不准扰害百姓,做到兵民相体;在战略战术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进攻重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防御重积极主动而不是机械地死守,在防御中伺机反攻。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鸳鸯阵”,发挥集体互助、长短兵器结合的机动、灵活、严密的作战力量,有效地打击敌人。这是戚家军屡败倭寇的重要原因,也是戚继光和戚家军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
戚继光抗倭成就基于军制改革
明代名将戚继光不仅有一腔爱国热情和战场指挥才干,还是一位锐意进取、对军事制度进行改革的创新者,其行为成为当朝后期衰败阴暗局面中的一个亮点。
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就任都指挥使之际,中国东部沿海正不断受到倭寇侵犯。一股70人的倭寇登陆后竟深入腹地行程千里,从浙东窜入安徽、江苏,一路掠杀,还围绕南京城兜一大圈。当时在南京驻有军队12万人,却多不敢出战。最后这股倭寇虽然被歼,但明军伤亡竟达4000人!
当时中国人口、财力和军队数量都超过日本多倍,倭寇还非正规军,然而明军几十年间在沿海却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仔细分析这一反常现象,可以看出当时中日双方在军事组织和战术上的差距。倭寇虽缺乏统一指挥,只以小股力量杀人越货,却体现出日本下层社会结构的严密,其大小头目对下属能施以严格管制和指挥,还采取了飘忽不定的狡诈战法并配备了仿西洋火枪而制成的鸟铳,因而屡屡以少胜多。明朝军队量多而质差,重要原因是因其实行“卫所”世兵制,每个“军户”出丁一人,代代不变。此制度建立后,士兵逃亡和换籍众多,至明中叶以后卫所出现大量空额,所剩残卒也多为军官役用,训练废弛。偌大的明王朝,纸面上兵力多达280万人,能作战的却十分有限。